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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家化国企改革需遵守公司法

发布时间:2019-11-10 21:19:08 编辑:笔名

上海家化:国企改革需遵守公司法

公众对国企改革的态度仍然以期盼推进为主。这一次,国资委表态称,要鼓励基层和企业大胆探索,允许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

今年1月10日举行的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,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说,国企改革仍处于过程之中,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体制、机制、结构和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很多,难度也越来越大。

从1985年到上海家化当厂长开始,葛文耀国企领导的身份保持了近30年,直到2011年中国平安以51.09亿元受让上海市国资委持有的上海家化集团100%股权,上海家化才从国有变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。

大胆突破和摸着石头过河,是上海家化一直践行的。也因此,对葛文耀来说,国资委的此次表态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。当然,更重要的是,一切要遵守公司法,放手让企业去做。

国资其实是低效率的

第一财经:你在国企工作多年,如何评价我们一直以来的国企改革,以及现在国企的状况?

葛文耀:现在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规模越做越大,但除了中央的几个大的国企,地方的国资实际上都不是很强。像上海,在第二产业产值,也就是工业产业产值中,外资已经占到63%,出口外资也占到了69.7%。

另外,国资是享受到几大补贴的。第一,它的土地不需要批租,第二,资源(包括使用权)不收费,或收很少的费用,或者给它很多许可权。第三,它可以得到低成本的一些资金,如利润留存和银行较低成本的贷款。把这些因素都去掉,国资其实是低效率的。国务院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曾发布了一个报告,指出在2001年至2008年期间,国企的净资产收益率为负6.2%,这是国家、人民的巨大损失。

如此格局,我认为是由于中国的国企改革基本处于停顿而导致的。

:停顿原因何在?

葛文耀:在国资改革抓大放小的时候,出现过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,郎顾之争后,国企改革基本上就不改了。再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,因为审批制的存在,管得太多,违背了企业的本性。

上市公司是最好的制度,但是现在也搞得不好。其中有两个原因,一是2008年的139号文件,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搞期权激励受到限制,基本不推进了。二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到国资委去审批,而不是按照公司法做。

:今年国务院国资委将研究制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,提出下一步改革的总体目标、基本路径、具体措施。你怎么看待下一步改革的路径?

葛文耀:首先,就是对国资范围的界定,讲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分清楚。我觉得应该有国资,我从来不相信全部私有化。我们看苏联和东欧,特别是在东欧的一些小国家,国际上的财团太厉害了,你一开放,民族工业就没有了。中国这么大的国家,没有自己的品牌,没有自己的企业,中国人生活不会好的,所以一定要有国家队。

什么是国家队?第一,有些服务性的行业,比如说公交、电力、铁路,这是可以国有的,因为这是为民生服务。第二,国家的战略性的行业,比如传统的“两桶油”,可以国有,但不应该上市,因为你的价格没有完全市场化。现在我们跟着国际油价,好像油价市场化,但是资源价格并没有市场化,因此这样的公司,可以国有,但应该退市。

另外,我们现在的国资管理,虽然国资委是大股东,但这完全是行政行为,不是经济行为。以前上海家化集团一直是上海市轻工控股(集团)公司旗下企业,但是这个管理还是行政性管理居多,股权关系太少了。

所以说,要分清那些应该保留国资,那些应该市场化,即便是国资,也应该像新加坡淡马锡那样,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市场化运作,才能提高它的效率。

地方国资的三招

:比如上海,我们一直说国资比重过大,对于地方国资来讲,应该如何改革?国资委已经说了,鼓励基层和企业大胆探索,允许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

葛文耀:上海的一些国资,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弄的。

国资经营者去行政化,对竞争性国企期权激励上给予国民待遇,上市国企按公司法管理,三个问题不算太难,我在国企28年,深信这对转变国企体制、机制有很大作用。

首先,国资为什么搞不好,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才。像我这个行业,上世纪90年代,清华、北大、交大、复旦的这些学生成百成百地被宝洁、欧莱雅招过去,我们一个也招不到,因为家化当时待遇比较差,这就是人才市场化。现在国资待遇那么差,推出一个工资方案,还要职代会通过,怎么跟外资竞争?

因此我呼吁要取消对竞争性国企期权激励的限制。国资委139号文件应该要修改,或者说要突破。当然,有行政级别的人不能有期权,领导要么放弃行政级别,要么放弃期权,这也有利国企人事制度朝职业经理人方向改革。

国企改革另一个重点是取消行政级别,这是对国企经营者最大的奖惩力度,现在把企业搞坏了,组织部安排岗位。去行政级别后,做好了可以有期权,应该有奖励,职业生涯加分;企业搞坏了,则一文不名。职业生涯没了,这就是最大的惩罚。

另外一个问题,对于国资第一大股东的上市公司,国资委应遵守公司法,尊重上市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权力,尊重证监会管理,国资占多少股份,就按股份行使股东权利,不能另立规矩。目前只要国资为第一股东,上市公司许多事项要向国资委申报。

其实这三条改革也不难,上市国企应该交给市场,上市公司不太能作假,不能假公济私,因为有基金盯着你,还有证监会一套信息披露制度和惩罚制度,直至刑法。所以,上市国资就交给市场管理。非上市的国企,就向国资委披露。

这三条如能改革,我相信,上海国资的能力就能够发挥出来。

:这对上海而言,是否意味着巨大的改革红利?

葛文耀:上海发展的是比较高端的制造业,但是因为人民币升值,上海的各种商务成本太高,上海的制造业现在也处在风口浪尖上。那么现在只能选择把国资的能量释放出来。

我觉得应该先要把那些上海上市的国企搞活。国资的股份比例可以低一点,虽然国资比例可能从60%降到30%,但是如果经营好了,市值上升了几倍,国资还是增值了。

竞争性国企要上市,把持股比例降低,可以转让给民营,可以转让给社保基金,然后就让它成为非国有企业。我觉得这是上海容易做的。

还有就是,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公司,进行市场化的运作。这点需要落到实处。

改革真的到了深水区了,你不行动,经济就不会上去。其实国资是可以释放很大的生产力的,不要总是雷声大雨点小,这些事情完全有条件做。

:家化改制后,去年上市公司向38.1%的员工实施了二期股权激励,作为企业经营者来讲,是不是觉得效果显着?

葛文耀:我以前技术人员被外企挖掉了,最近我挖回来十个人。因为有期权激励,所以挖回来了。所以地方国资,期权激励的限制一定要改。

当然除了这三条以外,我在家化体会到的还有两条,家化的发展实际上是解决了这两条,我们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。

一是党政关系要处理好,上海已经有经验了,实行双向兼职,就是董事长兼党委书记。思想工作不是党员也要做的,但专职的要减少一些,这也是人力资源工作。这个思想观念要有个颠覆。

二是前门开开后门关死,利用制度有效防止腐败。我们公司200多人有采购权,1000万元以上采购权的有30多人,这些人是重点,家化没有把它看成廉政建设,而是看成一种管理。

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国企也就死掉了。

上海应发展时尚产业

:我注意到你很关注老品牌复兴,上海有很多老品牌,也多涉及国有企业,这方面会不会有大文章可做?

葛文耀:其实老品牌的优点是历史悠久,但有些老品牌已给消费者负面印象,它们要突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譬如家化的“雙妹”品牌,我们组建一个团队、创造一个概念、孕育一个故事,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,然后再用了一年多时间开发产品。全部下来整整花了三年的时间,这有关继承与创新,需要花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件事情。

不是每个老品牌都能做好,所以我建议上海应该发展时尚产业(即中高端消费品),时机成熟,上海也具备条件,这个行业发展有很多优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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